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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书摊文学www.laoshutan.com提供的《好命》 80-90(第12/25页)
资源枯竭，业态僵化，早已没有升级空间，企业利润逐年压缩，层层传导下来，最终压缩的都是最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空间。区位受限，物流成本逐年攀升，能源消耗超标，政||策红利逐年递减，产能冗余却迟迟无法优化。资本在这里收割数十年，留下的是固化的产业模式，疲惫的底层劳工，和难以突破的发展僵局
集团财报里，重工板块年年薄利，甚至隐性亏损。所有人的解决办法都是压榨人工，缩减运维预算，延缓设备更新，用底层工人的损耗，填账面的好看。
资本扎堆总部，利润流向顶层，风险和消耗永远下沉到底端。
返程回京，我第一时间递交议案，提请董事会表决：剥离丰荣重工东北核心厂区，整体产能，设备，产业体系西迁西北工业带，同步配套更新生产线，落地新能源配套项目，重构重工底层产业链。
只是，这个方案还未在董事会上正式提出，风声就已经传遍了整个高层。有人反对，有人观望，也有人暗地里在串联。丰荣重工在东北起家，一步步做到今天的体量，把重工搬离东北，在一些人眼中是动了祖宗根基，是数典忘祖。
但账不是这么算的。
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带着团队做了详细的测算。东北工业基地的衰落不是一天两天了，配套设施老化，物流成本居高不下，环保压力逐年加大。这几年丰荣重工一直在往里面贴钱，用其他板块的利润补重工的窟窿。再这样下去，不出三年，整个板块就要被拖垮。
而西北不一样。兰州的工业底子虽然不如东北，但这些年国||家在西部的基础设施投入很大，陇海线、兰新线的运力充裕，电价比东北便宜将近三成，而且当地政||府为了招商引资，给的条件相当优厚。
最关键的是，甘肃靠近中亚，一带一路的通道优势是东北没法比的。
这些数据我已烂熟于心，但数据的说服力是有限的。有时候你得把账本摔在桌上，才能让那些装睡的人睁开眼睛。
五月末，董事会如期召开。
丰荣总部的会议室在顶层，一整面墙都是玻璃，能看见半个城市的天际线。长条形的会议桌能坐二十个人，今天几乎坐满了。每个人面前的桌上都摆着一沓材料，厚厚一叠，光附件就有八十多页。
我坐在主位，左手边坐着林袖致。开会前她跟我说，裴自苍那边的人这两天活动得很频繁，开会前还在走廊里碰过头。她没说具体是谁，我也没问。其实裴家分工很明确，裴自苍是不直接接触商业板块的，但只要是我的东西，他的手就会伸的格外长。
人还没到齐。最后进来的是郑家杨，裴自苍的心腹，职位不高，但地位没得说。他穿着一件深色的西装，里面是白衬衫，领口解开一颗扣子，看起来像是在会议室和私人会所之间随意切换的状态。他一进门，原本还在低声交谈的几个人立刻安静了，目光跟着他移动。他在我对面坐下，朝我点了点头，神情温和。
裴自苍的人一向能打，这几位都不是纸老虎，轻易不好对付。
会议开始。
先由林袖致做方案陈述。她站起来，走到投影幕前，拿起遥控器。第一页PPT是东北厂区近五年的核心经营数据，她一个一个指标地过，营业收入，净利润，资产回报率，现金流，每一个数字都在往下走。
讲到第三年的时候，坐在郑家杨下首的一个中年男人举手打断。这人叫赵岩，是丰荣重工的总经理，能力不俗，是裴家在重工板块得力的干将。
“林助理，”他说，“你刚才说的这些数据，我承认，确实不好看。但我要说一个事实，重工行业是有周期的，这些年整个行业都在下行，不是我们一家的问题。你拿低谷期的数据来做决策，是不是太片面了？”
林袖致看了我一眼，我微微点了下头。她转向赵岩，说：“赵总，我用的不是一年的数据，是五年的。五年足够覆盖一个完整的行业周期。在这五年里，行业平均毛利率下滑了七个百分点，我们下滑了十五个。这里面有行业的原因，但更主要的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。”
赵岩没再说话，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，杯子放下的时候磕在桌面上一声响，用于他不满的情绪。
林袖致继续往下讲，讲到搬迁方案的时候，会议室的气氛明显变了。PPT切到甘肃厂区的规划图，那是一片平整过的工业用地，紧邻兰州新区，距离中川机场不到二十公里，旁边就是连霍高速的入口。图上的厂房是新的，设备是新的，布局经过重新设计，物流动线比东北的老厂区优化了不止一个量级。
“搬迁的总投资预计在二十亿到二十五亿之间，”林袖致说，“建设周期十八个月。达产后，每年的运营成本可以比现在下降三亿左右，其中能源成本节约一亿两千万，物流成本节约八千万，人工成本节约六千万。考虑到当地政|府的税|收优惠和补|贴，实际回收期大约在四年到五年。”
她说完，会议室安静了几秒，然后有人开口了。
这次不是赵岩，是坐在郑家杨右边的一个女人。名叫周敏，是丰荣重工的财务一把手，四十出头，短发，戴一副银框眼镜，说话慢条斯理，干事利落。她虽不直接听命于裴自苍，但这些年跟郑家杨走得近，立场不难判断。
“季总，”她推了推眼镜，看着我，“我有几个疑问。”
“请讲。”
“第一点，搬迁的总投资，二十到二十五亿，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？我问过工程部的初步估算，光是设备拆运和安装的费用就要将近五个亿，新厂区的建设成本按照现在的建材价格，不会低于八个亿。这两项加起来已经超过十三亿，还不包括环保设施，员工安置这些隐性支出。林助理刚才说的二十五亿，我怀疑是偏保守的。”
她翻了翻笔记，停顿片刻，接着说。
“还有，搬迁周期十八个月，这个时间表是怎么排的？重工板块不是轻资产，整个生产线的拆装调试，少说也要两年。这十八个月里，原有的产能怎么办？客户订单怎么交付？停工一天，损失是多少？这些在方案里我没有看到明确的测算。”
“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。搬迁之后，现有的员工怎么办？东北厂区有在职员工四千三百人，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本地人，工龄超过十年的占一半以上。这些人的安置问题如果处理不好，不光是劳资纠纷，还有可能引发舆情。到时候媒体怎么报？地方政|府怎么看？这些风险，方案里一笔带过，但我认为恰恰是最需要认真对待的。”
“另外，我要强调一点。季总，我理解您的出发点是好的。但企业不是慈善机构。我们有fiduciary duty，有对股东的责任。您不能用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道德义务，去替代商业决策的基本逻辑。”
她说完，合上笔记，平静地看着我。
每一条都问在要害上。她没有为了反对而反对，而是真的在研究这个方案，找出了其中最薄弱的环节。如果这就是裴自苍的人的水准，那我今天确实要打起精神来。
我站起来。
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。我走到投影幕前，林袖致往旁边让了让，把遥控器递给我。
“周总监问的三个问题，很好，”我说，“一个一个来回答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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