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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书摊文学www.laoshutan.com提供的《我见暴君来时》 110-120(第4/29页)
”的力量不知何时会以何种方式再出现,像带走老贺那样。
甚至有可能会带走我?
可
我放下笔,看着自己指尖染上的淡淡墨迹,又看向摊开的地图上,那些我用朱笔小心圈出的、可以优化施工方案、减少徒劳消耗的节点。
这些点,连起来,可能意味着成千上万的民夫,能少流一些血汗,多一分平安归家的指望;意味着沿途的村落,能少受一些无妄的侵扰;意味着这条注定要流淌的运河里,能少浸入一些不该有的冤魂。
我在用一个个细节,去对抗那个庞大的、似乎注定的历史代价。
那个声音在警告我,可它越是警告,我心底那股逆反的火焰就烧得越旺。
既然它可以修正掉那些它认为不该活的人,那我为什么不能干预那些它认为理所当然的牺牲?
正因为前路莫测,正因为有股力量在试图将一切拉回“正轨”,我才更要抢在它前面,把篱笆扎紧,把漏洞堵死。
我深吸一口气,重新拿起笔,蘸饱了墨,在“监理审计独立奏事之权”那一条款旁,又添上几个小字:“遇紧急情弊,可越级直奏东宫。”
笔尖划过纸面,沙沙作响,像是在对那冰冷的电子音做出的回答。
然后,我继续埋头,投入到那些枯燥却至关重要的数字与条文中去。
第112章 江陵女歌
在我的计划里,对杨广这个人的‘干预’更是至关重要。
所以,每当他带着一身疲惫或朝堂上的硝烟气息回到书房,我总会适时地递上一杯温茶,然后用最真诚(至少看起来是)的语气感叹:
“殿下,您早年巡察河道留下的这些笔记,真是字字珠玑,若非亲历,断无如此真知灼见。”
“这张前朝运河残图,竟被殿下修补标注得如此详尽,连何处曾有溃堤都标明了,真是心思缜密,未雨绸缪。”
“运河若成,南方的稻米、丝绸、茶叶,北方的药材、皮毛、骏马,往来如梭,那该是何等繁盛景象?”
我把“殿下英明”、“殿下远见”变着花样说,眼里闪烁着恰到好处的崇拜。
他有时会瞥我一眼,嫌我“谄媚”、“尽是虚言”,可眉头却会在我这些虚言中舒展开。典型的脑子无比清醒,身体无比诚实。
所以当他苦思某个环节时,我无意中提起的某个细节或隐忧,他偶尔也能听进去,若有所思地点头,甚至让我再说细些。
我一边兢兢业业扮演着“头号事业粉”兼“技术助理”,一边在心里默默吐槽:敢情这位爷是个ENTJ。
目标导向,意志强悍,掌控欲极强,渴望成就与认可,对反对意见本能抗拒。但若是顺毛捋,把他捧到高处,再以“为了更好实现你的宏伟目标”为由提出建议,他反而能冷静权衡。
典型的吃软不吃硬,顺之者昌,逆之者……场面不会太好看。
就这样,在一边狂吹彩虹屁,一边埋头苦干中,时间飞快流逝。
第七天夜里,书房里的烛火格外明亮。
我和他隔着一张巨大的书案对坐,案上铺满了各种图纸、条款文书。
我们一条一条地核对,争论,妥协,再达成一致。
从最初“一年内优先贯通江都至余杭段”的总体方略,到具体的“以工代赈”实施细则:如何招募、粮饷标准、如何安置家小、如何轮换;
再到最关键的“反腐败与监理机制”,李喻与陈实的职权划分、独立奏事之权、监察流程、贪墨惩处条例;
甚至细化到不同季节的施工重点、民夫疾疫的防治、与地方官吏的协调分寸……
桩桩件件,事无巨细。
我们争论过以工代赈的粮饷是否过高,争论过监察权力是否过大,争论过对贪墨官吏的惩处是流放还是斩立决。
当最后一个有争议的条款被朱笔圈定时,窗外已隐隐透出灰白。
我放下几乎握不住的笔,感觉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,但精神却有种异样的亢奋。
面前那叠最终定稿的章程,厚厚一摞,详实得几乎能砸死人。墨迹未干,在烛光下泛着光泽。
杨广也向后靠在椅背上,抬手用力按了按眉心,脸上是深深的疲惫,那双总是锐利逼人的眼眸里,此刻燃着一种近乎灼热的光亮。
他看着那叠章程,又看看我,嘴角慢慢勾起一个淡淡的弧度。
“锦儿,”他的声音因熬夜而沙哑,却带着一种温和与满足,“此章程若成,你当记首功。”
我累得几乎说不出话,只是看着他,扯出一个疲惫却同样真实的笑容。
首功不首功的,此刻并不重要。
重要的是,这部浸透了心血、权衡了理想与现实、试图在激流中安置些许护栏的章程,终于诞生了。
它或许依旧无法完全避免过程中的血泪,但它至少代表了一种不同的可能,一种试图控制而非全然被洪流裹挟的努力。
我知道,真正的艰难,现在才刚刚开始。
但有了这份章程,我们至少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起点,和一份……或许能稍稍约束那匹名叫“野心”的骏马的缰绳。
第二日,杨广便带着那份厚厚的砖头上了太极殿。
那日的朝会依然波澜暗涌,但却又与往日不同,因为太子殿下前所未有地退了一步。
他没有坚持那咄咄逼人的“五年之期”,而是从容不迫地抛出了这份详尽到令人咋舌的方案。从分段施工的步骤、以工代赈的细则,到独立监理司的架构、钱粮审计的流程,乃至对贪墨官吏的严刑峻法……
桩桩件件,白纸黑字,将一条浩大工程可能面临的千头万绪,拆解成了可执行、可监督、可问责的条条款款。
这不像是一时兴起的宏大构想,更像是一部经过反复推敲的治国方略。
世家臣僚们准备好的、关于“好大喜功”、“罔顾民力”的攻讦,像是重拳打进了棉花里。
他们可以质疑动机,可以担忧后果,却难以从这近乎无懈可击的细则本身找到立刻发难的空隙。
当有人试图以“靡费过巨”诘难时,方案中清晰的预算来源与分阶段投入计划被摆了出来;当有人以“恐生民变”相胁时,严谨的以工代赈条款与严刑峻法的威慑赫然在目。
杨广并未多言,只是将那份章程呈上,声音沉稳:“开河通漕,乃国之大利,然利之所在,弊亦随之。故此,儿臣以为,行事当有章法,监督需有专司,赏罚务求分明。如此,方可不负民力,成就大业。”
他退了一步,却又进了一步。
退的是那不切实际的期限,进的,是更扎实、更难以撼动的规则。
那天,我仍在独孤府等消息。
独孤罗下朝时步履都轻快了几分,带着一丝如释重负:“今日朝会,太子殿下所呈章程,陛下御览后,已然准了!”
他看着我,摇了摇头,似是感慨:“老夫当日还忧心忡忡,怕殿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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