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见暴君来时: 110-12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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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的力量不知何时会以何种方式再出现,像带走老贺那样。

    甚至有可能会带走我?

    可

    我放下笔,看着自己指尖染上的淡淡墨迹,又看向摊开的地图上,那些我用朱笔小心圈出的、可以优化施工方案、减少徒劳消耗的节点。

    这些点,连起来,可能意味着成千上万的民夫,能少流一些血汗,多一分平安归家的指望;意味着沿途的村落,能少受一些无妄的侵扰;意味着这条注定要流淌的运河里,能少浸入一些不该有的冤魂。

    我在用一个个细节,去对抗那个庞大的、似乎注定的历史代价。

    那个声音在警告我,可它越是警告,我心底那股逆反的火焰就烧得越旺。

    既然它可以修正掉那些它认为不该活的人,那我为什么不能干预那些它认为理所当然的牺牲?

    正因为前路莫测,正因为有股力量在试图将一切拉回“正轨”,我才更要抢在它前面,把篱笆扎紧,把漏洞堵死。

    我深吸一口气,重新拿起笔,蘸饱了墨,在“监理审计独立奏事之权”那一条款旁,又添上几个小字:“遇紧急情弊,可越级直奏东宫。”

    笔尖划过纸面,沙沙作响,像是在对那冰冷的电子音做出的回答。

    然后,我继续埋头,投入到那些枯燥却至关重要的数字与条文中去。

    第112章 江陵女歌

    在我的计划里,对杨广这个人的‘干预’更是至关重要。

    所以,每当他带着一身疲惫或朝堂上的硝烟气息回到书房,我总会适时地递上一杯温茶,然后用最真诚(至少看起来是)的语气感叹:

    “殿下,您早年巡察河道留下的这些笔记,真是字字珠玑,若非亲历,断无如此真知灼见。”

    “这张前朝运河残图,竟被殿下修补标注得如此详尽,连何处曾有溃堤都标明了,真是心思缜密,未雨绸缪。”

    “运河若成,南方的稻米、丝绸、茶叶,北方的药材、皮毛、骏马,往来如梭,那该是何等繁盛景象?”

    我把“殿下英明”、“殿下远见”变着花样说,眼里闪烁着恰到好处的崇拜。

    他有时会瞥我一眼,嫌我“谄媚”、“尽是虚言”,可眉头却会在我这些虚言中舒展开。典型的脑子无比清醒,身体无比诚实。

    所以当他苦思某个环节时,我无意中提起的某个细节或隐忧,他偶尔也能听进去,若有所思地点头,甚至让我再说细些。

    我一边兢兢业业扮演着“头号事业粉”兼“技术助理”,一边在心里默默吐槽:敢情这位爷是个ENTJ。

    目标导向,意志强悍,掌控欲极强,渴望成就与认可,对反对意见本能抗拒。但若是顺毛捋,把他捧到高处,再以“为了更好实现你的宏伟目标”为由提出建议,他反而能冷静权衡。

    典型的吃软不吃硬,顺之者昌,逆之者……场面不会太好看。

    就这样,在一边狂吹彩虹屁,一边埋头苦干中,时间飞快流逝。

    第七天夜里,书房里的烛火格外明亮。

    我和他隔着一张巨大的书案对坐,案上铺满了各种图纸、条款文书。

    我们一条一条地核对,争论,妥协,再达成一致。

    从最初“一年内优先贯通江都至余杭段”的总体方略,到具体的“以工代赈”实施细则:如何招募、粮饷标准、如何安置家小、如何轮换;

    再到最关键的“反腐败与监理机制”,李喻与陈实的职权划分、独立奏事之权、监察流程、贪墨惩处条例;

    甚至细化到不同季节的施工重点、民夫疾疫的防治、与地方官吏的协调分寸……

    桩桩件件,事无巨细。

    我们争论过以工代赈的粮饷是否过高,争论过监察权力是否过大,争论过对贪墨官吏的惩处是流放还是斩立决。

    当最后一个有争议的条款被朱笔圈定时,窗外已隐隐透出灰白。

    我放下几乎握不住的笔,感觉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,但精神却有种异样的亢奋。

    面前那叠最终定稿的章程,厚厚一摞,详实得几乎能砸死人。墨迹未干,在烛光下泛着光泽。

    杨广也向后靠在椅背上,抬手用力按了按眉心,脸上是深深的疲惫,那双总是锐利逼人的眼眸里,此刻燃着一种近乎灼热的光亮。

    他看着那叠章程,又看看我,嘴角慢慢勾起一个淡淡的弧度。

    “锦儿,”他的声音因熬夜而沙哑,却带着一种温和与满足,“此章程若成,你当记首功。”

    我累得几乎说不出话,只是看着他,扯出一个疲惫却同样真实的笑容。

    首功不首功的,此刻并不重要。

    重要的是,这部浸透了心血、权衡了理想与现实、试图在激流中安置些许护栏的章程,终于诞生了。

    它或许依旧无法完全避免过程中的血泪,但它至少代表了一种不同的可能,一种试图控制而非全然被洪流裹挟的努力。

    我知道,真正的艰难,现在才刚刚开始。

    但有了这份章程,我们至少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起点,和一份……或许能稍稍约束那匹名叫“野心”的骏马的缰绳。

    第二日,杨广便带着那份厚厚的砖头上了太极殿。

    那日的朝会依然波澜暗涌,但却又与往日不同,因为太子殿下前所未有地退了一步。

    他没有坚持那咄咄逼人的“五年之期”,而是从容不迫地抛出了这份详尽到令人咋舌的方案。从分段施工的步骤、以工代赈的细则,到独立监理司的架构、钱粮审计的流程,乃至对贪墨官吏的严刑峻法……

    桩桩件件,白纸黑字,将一条浩大工程可能面临的千头万绪,拆解成了可执行、可监督、可问责的条条款款。

    这不像是一时兴起的宏大构想,更像是一部经过反复推敲的治国方略。

    世家臣僚们准备好的、关于“好大喜功”、“罔顾民力”的攻讦,像是重拳打进了棉花里。

    他们可以质疑动机,可以担忧后果,却难以从这近乎无懈可击的细则本身找到立刻发难的空隙。

    当有人试图以“靡费过巨”诘难时,方案中清晰的预算来源与分阶段投入计划被摆了出来;当有人以“恐生民变”相胁时,严谨的以工代赈条款与严刑峻法的威慑赫然在目。

    杨广并未多言,只是将那份章程呈上,声音沉稳:“开河通漕,乃国之大利,然利之所在,弊亦随之。故此,儿臣以为,行事当有章法,监督需有专司,赏罚务求分明。如此,方可不负民力,成就大业。”

    他退了一步,却又进了一步。

    退的是那不切实际的期限,进的,是更扎实、更难以撼动的规则。

    那天,我仍在独孤府等消息。

    独孤罗下朝时步履都轻快了几分,带着一丝如释重负:“今日朝会,太子殿下所呈章程,陛下御览后,已然准了!”

    他看着我,摇了摇头,似是感慨:“老夫当日还忧心忡忡,怕殿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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