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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书摊文学www.laoshutan.com提供的《好命》 80-90(第19/25页)
算了，当我没提。”
“郑总，”我说，“你那位朋友，是姓裴吗？”
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，然后郑家杨笑了：“季总，您现在警惕性高得很。姓不姓裴不重要，东西好就行，对吧？”
“对，”我说，“但我不需要。”
至此，我才终于明白郑家杨真正的主人是裴自雪。
火车是早上九点多到的甘谷，从兰州过来走了将近三个小时。一路上隧道连着隧道，窗外明暗交替，一会儿黑下去，一会儿又亮起来，车厢里的人在这明灭里打盹，发呆，吃泡面。我靠着窗，看山从车窗外面掠过去，一座连着一座，有的陡峭，有的平缓，坡上种着梯田，一层一层地叠上去，麦子已经黄了，快要收割了。
甘谷站还是老样子。月台短，下了车走几步就是出站口，站房刷了新漆，白底红字，比从前规整些。出站口外面那条路拓宽了，铺了柏油，路两边立了路灯，杆子是新式不锈钢的，底下种着矮矮的冬青。从前这里是一条土路，雨雪天泥泞得走不了人，晴天的时候灰大，走一趟回来鞋面上能扑一层黄。
我在出站口站了一会儿。八月末的天还热得很。人已经走散了，接站的，拉客的，骑摩托的，各自忙各自的去了。车站前面空荡荡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我拎着个小行李箱，站在台阶上，面对这条陌生的路，忽然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。
小临村在县城的北边，从前从县城过去要走很远。我记得小时候跟着姥姥来赶集，天不亮就出门，走一个多钟头才能到。路是土路，弯弯绕绕的，沿着一条干涸的河沟走，到了雨季沟里才有点水。现在面前这些路横平竖直的，路灯，路牌，门面房，都和别处的小县城没什么两样。
思来想去，我决定沿着大路往前走，走了一小段，看到一个公交站牌，上面写着北线，途经赵家坪，刘家湾，小临村。于是，我在站牌底下等车，约莫过了二十来分钟，来了一辆白色中巴。车身上印着饮料广告，车上没几个人，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车开了，窗外的景致慢慢地从镇子变成了田野。
路像是新修的水泥地，平坦得很，没有颠簸。田里的麦子金灿灿的，有的地块已经割过了，只剩下一茬一茬的麦秆，在地里扎着，路边种了杨树，笔直地排过去。我认不出这是哪一段路了，从前那条土路的痕迹一点儿也不剩了。
车停在一个岔路口，司机回头喊了一声：“小临村到了。”
我下了车，站在路口。面前是一个斜坡，坡上错落着房子，红的瓦，白的墙，有的两层有的三层，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都装了太阳能热水器。有一条水泥路从坡底通上去，路边停着几辆车，面包车，小货车，还有一辆黑色的轿车。
我沿着坡往上走，远远听到有人说话，声音传过来，说的是本地话，许是离家太久，即便听着熟悉，可大概意思却说不上来。走到坡顶的时候，迎面跑来几个小孩，大的七八岁，小的三四岁，跑得满头汗，脸上沾着泥印子。看见我，他们一下子停住了，站成一排，歪着头打量我。
我也停下。他们穿得干净整齐，鞋子是运动鞋，有的还带着荧光条，跟我小时候光着脚满村跑的样子不一样了。
我蹲下去，从口袋里摸出几块巧克力，递过去。几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，谁也不敢先伸手。那个最小的孩子咬着手指头，眼睛盯着巧克力，嘴里含含糊糊地说：“你是哪里的……”
“我是路过的，”我说，“给你们吃的。”
最大的那个男孩子犹豫了一下，伸手接了一块，其他孩子这才跟着伸手，一人一块，拿了就往嘴里送，看来家长们还是没把安全教育做到位。最小的那个吃得慢，舔着舔着舔到了手上，满手都是巧克力印子。
“你们是谁家的？”我问。
“国庆家的！”最小的那个含着巧克力说，“他是我爸爸。”
我想了想，又问：“哪个国庆？”
“麻子国庆！”那个大点的孩子抢着说，伸出手在脸上比划了一下，“他脸上有麻子。”
我想起来了。国庆比我大两岁还是三岁，从小脸上一颗一颗的麻子，村里人都叫他麻子国庆。他家里穷，爹死得早，他娘带着他和弟弟过日子，他念到二年级就不念了，去给人做学徒。我小时候很羡慕他，他有名字，叫安国庆。我没有，村里人都叫我娃子，季娃子，没人给我起一个正经的大名。
“你爸爸在哪儿？”我问。
“在地里！”孩子们争着说，“在坡下面的地里！割麦子！”
“那可不可以带我去见他？”
孩子们点点头，小的一把拉住我的手，大的一蹦一跳在前面带路。他们踩在田埂上蹦蹦跳跳，我跟在后面，鞋底陷进松软的土里，深一脚浅一脚的。麦田一块连着一块，收割过的地里留着一寸来高的麦茬，踩上去扎脚。没割的地里麦穗沉甸甸地垂着头，风一吹就哗哗地响。
远处有个人弯着腰在割麦子。他穿一件褪了色的蓝布褂子，袖子挽到手肘，脊背弓着，镰刀一挥，一捧麦子就倒下来，顺手拢成一堆。动作又快又熟，割一把，拢一把，再割一把，再拢一把，看着比机器还迅速。
“爸爸！”小孩子跑过去，扯着嗓门喊，“有个人找你！他不认识路！”
那人直起身，把镰刀别在腰后，转过身来。他一张黑红的脸，眼角的纹路很深，眯着眼朝我这边看。他脸上的麻子已经淡了，分散在颧骨和鼻翼两侧，不细看看不出来了。他看着我，眉头皱了皱，像是想认又认不出来。
我往前走了一步，站在地埂上，对他说：“国庆哥，是我。我是娃子，季娃子。”
他看着我，脸上的表情先是僵住，然后慢慢地松动，眼睛睁大了。他把镰刀从腰后抽出来，拄在地上，腾出手擦了把脸上的汗，又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，朝我走过来。走到跟前，他停下来，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。
“娃子……”他说。脸上仍是不可置信的神情，“真是你？你咋回来了？”
“回来看看，”我说，“还迷路了，现在村里变化太大了。”
他双手又在裤缝上使劲擦了两下，才握住我伸出的手。他的手粗，掌心和指根都是硬茧，握着我的时候没敢用力，只一下便匆匆松开。他说：“哎哟我真，我真是，一点认不出你了。”
“是，”我干笑两声，“都十九年了。”
他又盯着了一会儿，转身朝田里喊了一声：“行了行了不割了！回家！”又弯腰把散在地上的麦子拢了拢，抱到地头码好。几个孩子围着他转，最小的那个抱着他的腿往上爬，他腾出一只手把孩子捞起来，夹在胳膊底下，孩子咯吱咯吱地笑。
我跟着他，沿着田埂上了坡。大点的孩子跑在前面，手里攥着麦穗晃来晃去。国庆走在我旁边，步子刻意放慢了，该是故意等我。他怀里的孩子扭来扭去，他就颠了颠，换了个姿势。
“你咋回来的？”他问。
“坐火车，”我说，“从兰州过来的。”
“哦，那快得很了。”他说，“现在修了高铁了，到兰州一个多小时，到西安也不到三个小时。你姑我婶子知道了没有？”
“还没说，”我说，“想直接回来看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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